周树人怀着挂念母亲的焦急心情，在轮船上熬了几个昼夜，终于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他十分不安地走进家门，然而，出现在他眼前的情景使他愕然：母亲身体很好，正在满面春风地张罗着为他娶媳妇。这时他才明白，原来是母亲设下圈套骗他回家结婚。
周树人生长在清末光绪年间，当时中国还是旧式婚姻占统治地位，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带有买卖性质的婚姻嫁娶，依然主宰着男女的终身命运。如果不是家产中落，按照中国的习俗，周树人可能在十几岁时就要由父母做主娶媳妇了。但由于祖父入狱，家产中落，父亲病故，家事纷绕，他的婚姻便被拖延下来。后来，他又跑到南京、远去日本，婚姻大事便是一拖再拖。
在周树人去日本之后，母亲鲁瑞自作主张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原来，玉田先生的夫人蓝太太的娘家是丁家弄的朱家。朱家的大儿子谦少爷的媳妇谦少奶奶和周树人的母亲鲁瑞关系很好，常来常往，便来给周树人做媒，要把蓝太太的内侄孙女许给他，那姑娘就是朱家的女儿名叫朱安。过后，母亲鲁瑞才把订婚的事告诉儿子。周树人对中国的旧式婚姻很反感，得知此事后，给母亲写信提出让朱姑娘另找人家嫁人，但母亲认为退婚对两家的名声都不好，写信规劝他接受这门婚事。周树人没有坚决反对，母亲以为儿子也许信任她，母亲给找的人总归不会错的。后来，周树人得知，朱安姑娘是一个缠着小脚没有文化的女人，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让朱安放开脚，二是要让朱安进学校。然而，朱安是个思想保守的人，认为这两条是违背传统习俗的，都没有办到。一拖就是几年，朱姑娘年龄大了，朱家便三番两次托人到周家来催，而母亲也觉得这样拖下去很对不起朱姑娘，于是便张罗起婚事来。就在这时，传来消息说，周树人在日本和一个日本女人结了婚，生了孩子，还带着夫人领着孩子在东京街上散步，云云。母亲听了这些谣传不知如何是好，便叫二儿子櫆寿写信把他先叫回来再说。周树人绝没想到母亲竟然会安排下这个圈套，让他回来跟那位他不喜欢的姑娘结婚。
现在，周树人回到家里，婚事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家里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母亲已经张罗着办喜事了，街坊邻居知道周家办喜事也都过来帮忙祝贺。周树人虽然对包办婚姻深恶痛绝，但他没有吵闹反抗那不合理的婚姻，不愿意伤了老人家的心，决定牺牲自己暂受家庭摆布，便违心地接受了。周树人只好顺从母亲的意愿和一个自己不认识不喜欢的姑娘拜堂成亲。花轿进门时还出了个笑话。新娘朱安脚小，娘家给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花轿一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一只新娘的鞋。当时，有的老人说这不吉利，鲁瑞倒也不相信，作母亲的但愿这门亲事顺利。
新婚之夜，周树人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今后他将怎样和这样一个他不喜欢的女子相伴过一生呢？泪水无声地顺着眼角流下来，他心中感到万般无奈与无助。第二天早晨，他无精打采地起来。惟一的安慰是，母亲从此有了一个相依的伴侣，陪伴日后她老人家的生活。
婚后第四天，周树人以不能在家里耽误学习为理由，便告别了母亲，离开了他不爱的新娘子，踏上了重返东京的轮船。不过，这次重返东京时不是他一个人，他的二弟周作人已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也被江南督练公所批准前往日本留学。
附记：一别就是三年，后来（1909年7月），周树人从日本回国后在杭州教书，不知为什么和朱安就是好不起来。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母亲问周树人，朱安有什么不好，他只是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问怎么和她谈不来，他说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次，他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过的？这样，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儿，不如不谈。就这样过了十几年，他们俩好像越来越疏远，精神上都很痛苦。当时，周树人的朋友、学生们大多思想进步，特别是孙伏园、章川岛、常维钧等人，思相都很解放。他们都曾劝过周树人，有的直言不讳地说：既然没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这是很客气很合理的办法，何必为此苦恼着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呢？但是，周树人想得更多些，他总是为朱安设身处地地考虑：绍兴习俗，一个嫁出去的女人，如果退回娘家，人们就认为她是被夫家“休”回去的，那时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无情地向她袭来，从此她的处境将不堪设想；还有她的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性格软弱的女人，一般来说是抵挡不住这种遭遇的，有的竟会自杀，了此一生。周树人遇事总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使他下不了决心，一直没有这样做。他苦闷、寂寞、孤独……长期地过着并非战士却又像战士的单身生活。这是后话。
